清代創新型書院 深刻影響現代教育的發展　　“五嶺北來峰在地，九州南盡水浮天。”嶺南大地倚山臨海，地勢開陽。自古以來，嶺南人采中原之精粹，納四海之新風，融匯升華，自成宗系，形成別具一格的嶺南文化，且務實、開放、兼容、創新之風至今賡續不斷。而其文脈之傳承，實有賴于歷代學者開館授徒，薪火相傳。尤其是書院產生之后，學派紛呈，名人輩出，在中華文化之林中獨樹一幟。　　學海堂　　辦學體制更臻完善，用人不拘一格　　專勉實學　　任用學長不看“學歷”　　學海堂之名是阮元推崇今文經學家何休而來的，他在《學海堂集序》中說：“昔者何邵公學無不通，進退忠直，聿有‘學海’之譽，與康成并舉，惟此山堂，吞吐潮汐，近取于海，乃見主名。”學海堂倡導經詁樸學的教學和研究，同時它的文學教學活動也非常活躍。與詁經精舍相比，學海堂的辦學體制更臻完善。它廢除了山長制度，設立學長制度。較之傳統的山長制，學長制體現出分工、協作、制衡結合的特點。在當時，省會各大書院的山長多以進士以上充任，不少還是頗具名望的名儒。學海堂首批八位學長由阮元親自指定，分別是吳蘭修、趙均、林伯桐、曾釗、徐榮、熊景星、馬福安、吳應逵。從“學歷”上看，八人都算不得特別突出，功名最高的吳蘭修等六人也不過是舉人，趙均、曾釗只是貢生而已。這是為什么呢？實際上，阮元在廣州創辦學海堂，目的在“首勸經史，而詩賦具備，唯獨不授舉業，專勉實學”。其辦學特點是不專尚八股、理學，重經文史學之切實學問研究；倡導“實事求是”“無征不信”的學風，“擇師而從”的教學制度， 因材施教的教學措施，自由研究的學術風氣；在訓詁、音韻、文字之外，又設立天文、數學、地理、歷法等各種學科。阮元 畫像　　八位學長雖然功名不高，但都精研經學，且各有真才實學，學術特長也各不一樣，正是“專勉實學”的學海堂所需要的，也是阮元培養政事人才所需要的。而在學海堂所有的55名學長之中，甚至還有僅為生員的鄒伯奇。但鄒伯奇“精研天文、歷算、輿地之學”，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發明照相機的人。他擔任算學科教員，正體現出阮元不拘一格的用人原則。不過應該注意到，學海堂雖然“不授舉業”，但并非排斥科舉，而是因為科舉所需的學業內容，在當時士子們所接受的多年教育中已經有充足的體現，沒有必要重復。實際上，徐榮、馬福安兩位學長后來也各自中了進士。　　人才濟濟　　與眾多名校淵源頗深　　學海堂從創建到光緒二十九年 (1903)，其存在的80多年時間里，培養了大批人才，成為廣東最高學府。堂內有文淵閣，藏書甚豐，相當于今天大學的圖書館。阮元在離開廣州赴任云貴總督之前，特意制定學海堂章程，以保證學海堂按照他的理念發展。　　“領海人物，蒸蒸日上，不致為風氣所囿者，學海堂之力也”。1930年，在學海堂書院、菊坡精舍與應元書院的基礎上創辦了廣州市第二中學。作為廣東學術文化的中心，學海堂的影響遠播廣東之外。廣州市第二中學李穎、劉沛新兩位老師指出，眾多學海堂弟子在各地的辦學和任教，擴大了學海堂辦學體制及其辦學思想的影響力，引領了時代的教育改革。1930年，在學海堂書院、菊坡精舍與應元書院的基礎上創辦了廣州市第二中學。　　陳澧曾任27年學海堂學長，后任菊坡精舍山長，梁鼎芬、廖廷相等為陳澧弟子，形成“東塾學派”。　　梁鼎芬出任廣雅書院第一任山長。隨后梁鼎芬以武昌知府的身份兼任張之洞創辦的兩湖書院院長（弟子有章士釗、唐才常、黃興、宋教仁、李四光等）和方言學堂監督（武漢大學前身）。廣雅校園中的張之洞像。　　朱次琦在廣東南海辦九江禮山草堂，康有為是其弟子。康有為在廣州偕梁啟超創辦萬木草堂。　　周汝鈞在北京參與創辦強學書局，后辦通藝學堂，再后并入京師大學堂，此為北京大學前身。　　胡漢民于1921年參與創辦私立執信學校，并于1924年參與籌備中山大學。　　學海堂、菊坡精舍的弟子門生在香港舉辦學海書樓，延續學海堂余脈，香港大學中文系亦與之密切相關。　　阮元，“清代經學名臣最后一重鎮”　　學者李緒柏在《清代廣東樸學研究》中指出，嘉慶二十二年（1817），阮元調任兩廣總督，坐鎮廣州，在粵九年，“使文化事業燦然可觀，成為廣東學術的轉折點。”李緒柏指出，阮元在廣州期間，“仿浙江詁經精舍興辦學海堂，造就一批出色的學者……”學海堂是阮元督粵期間在文化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，也是廣州書院發展歷史的一個標桿。阮元是江蘇人，在浙江巡撫任上于杭州西湖孤山之麓創立了詁經精舍，親自為師。　　1817年12月22日，作為兩廣總督的阮元抵達廣州。1820年4月，他在廣州城西文瀾書院（今下九路文瀾巷一帶）創辦學海堂，1824年遷至越秀山辦學。漢代經學大家何休，治學嚴謹、通經致用，所謂“學無不通，聿有學海”。阮元尊崇何休，故將書院定名“學海堂”。　　阮元的淵博學識和崇高地位產生了巨大的影響，著名學者錢穆說：“（阮元）實清代經學名臣最后一重鎮。”梁啟超認為：“同是一嶺南，假使無阮文達為之師，則道咸之后，與其前或不相遠，未可知也。”清中期之后，經世致用之說大興。阮元重視實學的態度，自然貫徹于學海堂的教育之中。而以學海堂為大本營的新學派“東塾學派”也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登上學術舞臺的。　　廣雅書院　　具備了近代化學堂的雛形　　按照《廣東省志·教育志》的說法，廣東的中等教育，在晚清時期是沒有明確劃分的，只由各縣的部分書院擔負，“較早出現而又具有中等教育規模的，要算廣州的廣雅書院”。1884年，張之洞出任兩廣總督，倡議在廣州創辦廣雅書院和廣雅書局。他在《創建廣雅書院奏摺》中寫道：“因于廣東省城西北，五原源頭鄉地方，擇地一區，其地山川秀杰，風土清曠，建造書院一所，名曰‘廣雅書院’”。不久，清廷批準了這個奏摺。奏摺全文刻在石碑上，至今仍保存在廣雅中學內。所謂“廣雅”，取自“廣者大也，雅者正也”的意思。張之洞隨即著手籌辦廣雅書院，以城西彩虹橋附近為院址。1888年6月8日落成，舉行了開學禮，整個建筑工程用銀13.88萬兩。當時的廣雅書院，總面積約124畝，有東西精舍2間，廣東學生100名住東齋，廣西學生100名住西齋。另有10個齋作為教師及工作人員的住所。院內有“冠冕樓”一座，也就是藏書樓。因宋代名儒周敦頤（濂溪）曾到過廣州，所以書院里建了一座“濂溪先生祠”，此外還有觀瀾堂、蓮韜館、清佳堂、一簣亭等，水池、樹林點綴其間，風景優美，設施完備。　　廣雅書院制訂的《廣雅書院學規》共27條，是廣東省最早出現而又比較完備的學規，保存了很多當時的教學和管理細節，從其中可見，廣雅書院的管理與當時新式的西洋學堂已有接軌，具備了近代化學堂的雛形，為后來的書院改學堂做了鋪墊。1897年，清廷廢八股，第二年廣雅書院設立西學堂。1901年，清廷飭令廢書院、設學堂，廣雅書院次年改為兩廣大學堂，1903年改為兩廣高等學堂，1906年改為廣東高等學堂，1911年附設中學，1912年改為廣東省立第一中學，1928年更名“廣雅中學”。　　作為晚清名臣之一，張之洞亦曾以“廣雅”為號，可見他對創立這所書院的重視。他意在培養具有現代科技文化知識的洋務人才，認為大力發展近代科技、軍事工業是當務之急。所以在廣雅書院的教學內容中，西學的比例不小。有研究者認為，張之洞提出“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”的教育文化政策從源頭上看，應該是形成于創辦廣雅書院期間。至今，張之洞像仍然屹立在廣雅校園之中。　　菊坡精舍　　廣東學子精英集聚于此　　清中后期的廣州書院群中，多數書院仍是因循守舊，而如學海堂、菊坡精舍等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，一在立足實際，講求實學，二在“創新”。清同治六年(1867)，兩廣總督盧坤、廣東巡撫蔣益澧創辦了菊坡精舍。舍址在越秀山麓，聘請陳澧為院長。書院的經費來源先由蔣益澧帶頭捐款，其他名流、官員助捐作為辦學基金。“精舍”即學舍，出自《后漢書》：“劉淑立精舍講授，諸生常數百人。”　　陳澧：“不敢當一座羅浮山”　　陳澧是廣東番禺人，17歲中秀才，23歲鄉試中舉，之后6度赴京參加會試，都沒有考中進士，只當過廣東翁源縣訓導。他曾在粵秀書院讀書，也參加過學海堂的課試。他生于兩次鴉片戰爭之間的動蕩時期，曾避居南海的橫舍沙，從事著述和學問研究。31歲時便擔任學海堂學長，著作相當豐富，計有《東塾讀書記》《漢儒通義》《聲律通考》《唐宋歌詞新譜》《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》《廣州音說》等，學識極為淵博，尤長于音韻學的研究，在當時聲譽地位極高。陳澧 畫像　　名臣郭嵩燾當廣東巡撫時，名士高心夔來到廣州，對郭說：“欲游羅浮，不然枉為廣東一行。”郭說：“君至廣東，已見陳蘭甫（即陳澧），不枉此行。”后來陳澧聽到這番話，自謙說：“不敢當一座羅浮山”。　　培養出“東塾學派”中堅力量。菊坡精舍的制度受學海堂影響很大，但也有自己的鮮明特點。陳灃在《菊坡精舍記》里介紹：“灃既應聘，請如學海堂法，課以經史文筆。學海堂一歲四課，精舍一歲三十課，可以佐之，吾不自立法也。每課期諸生來聽講，灃既命題而講之，遂講讀書之法，取顧亭林說，大書‘行己有恥，博學于文’二語揭于前軒；吾不自立說也……”　　“行己有恥，博學于文”是明末清初學者顧亭林（炎武）的著名主張，他常說：“四者（維）之中，恥為重要。”顧亭林治學態度嚴謹，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。陳灃發揮了顧亭林的學說，用以教育學子。　　陳灃培養了許多優秀的學子，病逝時“諸生惜之”，在院中設陳蘭甫先生祠以紀念。菊坡精舍每期僅招生50人。招生對象一方面既有從粵秀、越華、羊城三書院推薦來的優秀學生，一方面是各地考取來的“勤學立品，可為士林表率，用備將來承明著作之選”的學子，還有各道、府、州、縣保舉而來的。可以看出，它與學海堂的教育類似，都是針對已經接受過相當教育程度的學人而開設的書院，可以說是集中了廣東士子的精華。　　阮元曾在學海堂首創了專課肄業生制度，即學長從應課學生中選出品學兼優的學生10人，從 《十三經注疏》《史記》《漢書》《后漢書》《三國志》《文選》《杜詩》《昌黎先生集》《朱子大全集》中“擇一書肄習”，接受更為深入的教育，類似于今天的研究生制度，后因書院經費來源中斷而被迫停辦。同治四年(1865) ，廣東巡撫郭嵩燾下令重新恢復舉辦專課肄業生制度，并進一步發展，除了經史之外，還新增數學一門。　　菊坡精舍承襲了這種專課肄業生制度，培養出新學派“東塾學派”的中堅力量廖廷相、于式枚、何如銓等人。菊坡精舍也因此成為廣東繼學海堂之后的又一學術重鎮。學海堂學長之一陳璞所作《學海堂玩月圖》，顯示清代書院如世外桃源般令人向往。　　廣州的書院在經過漫長的發展之后，在清中后期迎來了一個高峰。如果說明末清初，廣東的學術地位在全國仍難言特別突出，那么經過清中前期一批重要書院的滋養，本地已可說是俊杰代出，漸有大成之象。而從1820年阮元創辦學海堂開始，廣州的書院進入一個重要的變革期，不僅從學術風氣和方向上，且從教學體制等方面都有全新的面貌，深刻影響了之后廣東的書院，乃至全國教育的發展。變革的深層動力不僅來源于中國傳統學術和教育體系的內在要求，也來自當時劇烈的社會變化造成的心靈震撼。無論是阮元重視“實學”的主張，還是東塾學派的努力，又或者張之洞“中體西用”的觀點，都體現出實事求是、經世致用的基色。體現在書院之中，就是飄渺空洞的玄談之論讓位于解決實際問題的切實學問。　　融教學、研究、出版為一體的努力。在學海堂、菊坡精舍、廣雅書院這幾所承前啟后的創新型書院中，我們看到了將教學、研究、出版集合一體的努力。　　學海堂刊刻圖書規模最大者為《皇清經解》，并集納優秀學生課集刊刻了《學海堂集》。菊坡精舍刊刻的第一部書是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之后陸續刻有《三通》《通志堂經解》《古經解匯函（附《小學匯函》）》《禮書》《東塾集》《菊坡精舍集》《白石道人四種》等。廣雅書院更是幾乎與建院同步建立了廣雅書局，雕刻成書者千余種，雕片逾十萬。這些刻書都是名儒主持，水平很高，存留了一批寶貴的文化資產，更有利于新觀念的廣泛傳播，為近代的圖書出版和私人藏書奠定了早期基礎，也為廣東傳承傳統文化，營造了開明的學術氛圍和文化氣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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